时间约束决定大城市的承载力和效率边界
城市的合理规模或效率边界在哪里?有人希望通过承载力的计算控制特大城市的规模，但特大型城市人口将继续增加的趋势仍难以阻止。仅以北京为例，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20年时，北京市总人口规模应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但2012年北京常住人口却已达2069.3万人，比上年增加50.7万人，远超过规划数字。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北京到2020年还将至少增加400万人。城市化的力量在于其强大的集聚经济，然而集聚经济是有边界的，应该避免由于集聚过度导致出现城市病或劣质城市化，从国际经验看大多数曾经的努力似乎并不成功，倒是一些大城市自己救了自己。例如，大东京地区已经从原来的东京都逐渐扩展到周边的3县以至7县，人口集聚到约4000万人，占日本全国人口的1/3，却仍具有较强的活力［3］，其经济总量和单位面积的GDP均已超过纽约大都市区。那么，城市的集聚经济边界或效率边界是否存在?决定条件为何?能否实现城市效率边界的扩大?
一个城市的经济集聚边界确实受到相关土地、水资源、环境、资金等要素的制约，这些要素都是稀缺的，存在着承载力问题，但一向被忽视的却是最重要的时间因素。相比其他要素，时间的稀缺程度有所不同，其对城市规模与效率的制约也最特殊：土地资源确实是越来越紧缺，但仍可以不断挖掘，包括利用城市的地上地下空间；城市水荒包括地下水过度开采问题越来越严重，但至少在中近期很多城市还可以开源节流甚至从其他地方调水；环境约束虽然越来越严格，经过努力环境还是可改善的；资金约束也有办法从多种渠道获得…只有时间约束是一天24小时无法扩展的硬约束。生活于城市中的任何个人每天在睡眠、工作、家庭生活与必要闲暇之外的通勤时间必然是有限的。于是，随着城市人口与资源的不断集聚和城市空间的扩张，由单程2小时可忍受通勤时间所限定的城市时空矛盾一定会逐渐显露出来，如果不能及时解决交通的可达性与可靠性问题，则城市生活效率就会受到影响，城市的集聚经济边界也必然受到限制(见图1)。
显然，真正制约城市集聚经济边界的是交通，特别是大都市区几百万以至上千万人的通勤交通。通勤交通的需求量最大、位移链时效要求最高、高峰期和方向差最明显、线路与枢纽设施覆盖范围最完整…因此，在各类城市交通问题中通勤交通是核心问题，在较好解决通勤问题的基础上，其他交通需求都可通过通勤系统及其附加功能得以满足。有研究称北京人均上班出行时间需要长达52分钟，完成一次公交出行平均耗时66分钟，在中国内地50个代表城市排序中名列第一［2］。而实际上北京很多郊住白领人员单程通勤时间已差不多是2小时，多的甚至达到3小时①。单程通勤时间长期超过1小时已对个人生活效率和质量形成不良影响，2小时则已接近人们能够忍受的极限。过长通勤时间造成城市生活质量恶化，部分较高素质居民会选择离开，而城市发展也只能在低效率的蔓延状态徘徊。我国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通勤状况恶化已成为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严重问题。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