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借鉴 Oppositions 杂志的跨学科批判思维与 CASE 会议的先锋精神，构建 “数字技术 – 公众参与 – 文化再生” 的协同框架？

问题：如何借鉴 Oppositions 杂志的跨学科批判思维与 CASE 会议的先锋精神，构建 “数字技术 – 公众参与 – 文化再生” 的协同框架？

回答：CASE会议的顺利开展为建立IAUS提供了先 决条件。1967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展览 “新城市：建筑与城市更新”（The New City: Architecture and Urban Renewal）。展览内容 大到大尺度的城市规划形式，小到具体建筑的形 式，既有实验性的研究型实践，也有具体的建筑案 例。其后，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支持下，以“The Institute for Architecture and Urban Studies” 为名，IAUS正式成立。之后团队成员数量迅速增 长，成员之间不同的文化背景极大丰富了团队讨论 的主题，扩展了IAUS的研究视野①[8]，并逐渐在学 界形成影响力（图3）②。 1971年，在MOMA的建筑教育研讨会上， IAUS的成员们指出：虽然物理空间设计的重要地 位得到了肯定，但这种设计有其局限性，需要其他 相关学科的加入，包括城市历史学、社会科学、 人类学、经济学、生态学等，这些研究是促进思 想和设计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9]。这也预示着后来 Oppositions杂志中建筑理论的“分离”。 1972年，IAUS尝试与英国的Architectural Design合作，以出版专著的方式刊发，但没有得 到出版商的认同，其内容甚至被认为是不知所云。 正因为这次被拒绝的出版项目，团队中的另一名 成员甘德尔松提议出版属于机构自己的杂志，并 向埃森曼提出了Oppositions这个名字。它具有多种含义，埃森曼在设计杂志封面时为了说明这一点，将Oppositions的第二个字“P”隐去了， “POSITION”是位置的意思，前面加上与阿拉 伯数字0形似的“O”表达从零开始，即重新思考 和建立建筑理论话语，发展与当前建筑讨论和辩 论相关的一系列立场，批判性地评估论述当前的体 系结构，并尝试以不同的立场提出“反对”的意 见（opposition），而不是提出一个与之一致的立 场。他们确信对作为一种复杂文化对象的建筑进 行分析和批评，只能再现其多重、共存、甚至是对 立的本质[10]。后来马西莫·维格内利（Massimo Vignelli）加入IAUS、接手杂志设计后，仍然保留 了这一设计。1973年9月，随着杂志第一期的出 版，Oppositions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