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安亭： 谈当代交通建筑离不开对城市的回溯思考。
原始城市是聚落，这种以简单个体通过高效组织形成密集、均质、向心的整体现象，体现了人们用原始手段适应环境、以最小代价获取生存的智慧。紧接着聚落、封建城市出现了，生产力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使社会产生了等级和秩序，均质聚落的水平结构被破坏，城市显现出竖向发展，并具有了轴线和圈层，城市形态是社会内在力量和组织结构的外显。进入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城市的形态清晰地对应了新的社会功能和以资本地产金融为主导的经济机制。高层建筑的建造成为资本的象征，在均质网格地块上耸立起来的摩天楼迅速改变了纽约曼哈顿的天际线。与此同时，亚洲和拉丁美洲很多城市的发展仍然保留了自下而上的、自发的“无规划”倾向。城市的形态没有宏大叙事和象征性的图案，城市内部充满了大量错综复杂和非正式的结构，自发生长又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这样的城市具有生命有机体的特征和新城代谢的机制，可以称之为“蔓生城市”。随着现代主义的启蒙、普及和异化，物体城市出现了（张永和《作文本》），曾经一度连续、和谐的城市景观现在被无关联的形体、张扬的设计和不断攀升的标志性建筑或超高层摩天楼的并峙取而代之，城市肌理要么被割至断裂、要么被铲到不存。日照间距、容积率、建筑覆盖率、绿地率、退红线等规划指标对物体城市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僵化、疏离的规划指标和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形成了标志性建筑集群的普遍现象，这种类似博览会式的名利展场，本身就是反生活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应该只是一个宣传语。
交通建筑，作为工业时代随着技术革命兴起的新生事物，先天具有同时期工业建筑勇于颠覆式创新的基因，其在城市重要区段以门户枢纽形象呈现的外表，又有承载文化表征的先天诉求，因此在交通建筑发展的历程中，技术先导和宏大叙事一直在交替占据话语权的上风。交通建筑可以不断地更新换代，逐渐更替，但建筑本体及其开放空间所提供的换乘集散、市民与商业服务、情感聚集与心理标定、集会与游憩需求是持续的，亘古不变的。形式规模可以变化，但城市共享空间的集体认同与交通接驳的通达高效，在总体规划层面依然是重要的存在和切入点，有三点启示如下：第一，1962 年，英国建筑师塞德里克· 普莱斯和戏剧导演力特伍德合作完成了“欢乐宫”的设计，这不是一个正统的建筑，而是一种新的剧场，一个社交互动机器，高度适应其时间和地点不断变化的文化与社会条件。这种瞬时的、高度灵活的“机器装置”，为社区成员提供会面交流和互动的场所，在这里人们可以学习新的贸易或手工艺，制作或观看电影，在临时画廊参观艺术品，参加专业会议或休憩。这个方案远远超过了那个时代的接受度，启发了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诞生。在自媒体全民狂欢的今天，我们有机会思考交通建筑应如何向“欢乐宫”学习，如何去提供沉浸式体验“舞台”的可能性。第二，20 世纪城市的最大特征是相对于人类传统的地上活动，在地下和既定的专用区域内分散布置市政基础设施，与地上形成相对独立的格局。在传统的城市建设模式下，地面道路、景观、市政管网、地块单体建设分属于不同主体，因此造成地块之间的连接缺失，进一步加强了城市形态的单一化、岛屿状的漂浮与割裂。城市在进化过程中往往以后续追加的公共基础设施，在现有制度框架下以跨“界”的方式加以创新突破，如High Line Park高线公园、香港的Sky Walks天街系统等。交通建筑的建设，从城市割裂肌理的一种织补缝合，进化为一种新型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第三，放眼当下这个后疫情时代，人类的生活、社会结构和呈现在眼前的现代城市本身，都迫切需要从20 世纪以来的传统观念中脱离并转型提升。我们需要对现有的空间和流线组织模式加以改进，以弹性设计提高对不可抗力和突发状况的涵纳与缓冲，增强公共建筑的韧性。公共卫生观念的融合、应急场地与使用模式的预植、安检环节的智能化、隐形化……都会在交通建筑领域以技术先导的方式加以实践，成为一种融合了安全和应急保障理念的新型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如果要对交通建筑与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一体化后的未来进行展望，它应该是一种“多孔性”的结构，一种疏松与致密相结合的整体系统，寻求与阳光、空气以及流动性相平衡的密度，生成于模数化的单元及其逻辑组织，具有生命的机制、集约的密度、广泛的适应性和可持续性，就像珊瑚礁一样，拥有一个完整的生态圈，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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