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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TOD知识训练集

  • 复合中枢:TOD廊道导向的低碳生态城市途径

    摘 要:在快速城市化发展背景下,TOD走廊的功能逻辑与形式逻辑不匹配,缺乏城市廊道的系统性构建,低碳效应未能完全释放,自身衍化特征受到抑制,进而导致功能单一、噪音污染等诸多问题。应引导TOD走廊向城市廊道和廊道系统转化,进而升级为城市复合中枢,这是推动我国大城市走向低碳生态的重要途径。

    1 背景与命题

    1.1 背景

    低碳生态城市(Low Carbon Eco-city)是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态化发展理念在城市发展中的落实,同时也是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集中体现 与理想愿景。但就目前而言,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耗国,城市成为碳排放的主体,其快速扩张和对机动交通的高度依赖消耗了大量化石能源,成为碳排放上升的主要原因 。因此,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城市的发展导向下,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形态 和倡导低碳交通模式,尤其是发展基于TOD模式的快速轨道交通,已成为我国大城市走向“低碳生态”的重要途径。受时下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政府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大批城市开始筹建轨道交通。根据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15个城市轨道交通项目规划,至2015年我国轨道交通的规划线路长度是2 400 km,投资规模近7000亿元。目前我国有40余个城市在建或筹建地铁和轻轨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城市轨道交通市场。

    1.2 文献综述

    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是一种通过对交通站点附近的土地高强度综合开发利用而实现交通主导的城市 发展开发模式(图1),可分为城市TOD和社区TOD两类。它提倡在紧凑的土地上为多种层次的人群提供多样性的服务,在区 域规划、卫星城规划、城市更新等多个规划层面上都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TOD思想最早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Calthorpe Peter等人提出 。由于20世纪北美城市空间呈现大规模低密度 蔓延,TOD模式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截至2002年,全美已有100多个TOD项目坐落于城市的轨道交通站点旁。由此,许多 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Calthorpe Peter、Michael Bernick、Robert Cervero等人对TOD的概念和范围加以界定,提出了与公共交通实质关联,在开放范围400 m~800 m的半径内混合使用土地等几个规划要点 ;C C Gau、J J Li摘录n等人探索了TOD的实例规划模式 ;Marya Morris、Hank Dittmar等人对TOD的基本结构及最低密度加以限定;John L Renne、Niles J、D Nelson等建立了TOD的评价标准 。在国内,这类研究多为定性析或国外成果的介绍。在定量研究方面,韩春素分析了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建设和运营的经济、社会效益 ;陈运来等人提出了轨道交通联合开发规划实施效益的评价方法 ;骆汉宾对武汉轨道一号线的开发情况提出了政策建议 ;李妍从经济和政策层面,结合我国国情探讨了基于TOD的城市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策略 。综上所述,以往学者从空间规模、经济运营、社会变迁和政策制定等角度,研究了基于TOD模式所辖范围的构成特征,获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指导了许多优秀的实践(旧金山海湾地区、华盛顿、亚特兰大和圣地亚哥等),但是从生态优先理念出发 ,基于TOD模式生态格局的研究较少,导致长期以来TOD功能结构没有得到相应升级,生态基础设施 的系统性不完整,给国内TOD实践带来了许多建设后续问题。

    1.3 TOD与低碳

    根据TOD的定义和规划模式可以推导出理想化的TOD具有以下衍化特征:(1)TOD以一种明显的线形(或线形网络)特征叠加于城市诸系统当中,形态突出;(2)沿TOD轨道交通走廊 (以下简称“TOD走廊”)附近拥有高强度并且多样性的土地开发,交通换乘便利;(3)为满足安全性,TOD走廊必须保持与附近建筑的适当距离,并以开放空间的形式呈现,TOD走廊向城市廊道转化,具备碳汇特征;(4)TOD走廊加宽,并与周边其他种类的开放空间对接,公共性被释放,并参与城市绿地系统、步行系统组织,鼓励低碳的出行方式;(5)受周边城市复合功能的影响(边缘效应),TOD走廊在宽度允许的情况下也必然呈现功能的复合性;(6)在容纳城市主干市政系统、轨道交通和新能源设施后,TOD走廊最终升级为城市复合中枢。

  • 多层次轨道交通“四网融合”体系研究

    2.3完善的换乘枢纽体系是实现轨道系统融合的关键

    轨道枢纽是各层级轨道交通融合的关键节点,完善的枢纽换乘体系能进一步促进各层级轨道交通之间的衔接,提升换乘效率,如东京都内地铁、JR、私铁等各种运输系统换乘节点数多达112个,其中山手线29个轨道站中,27个为换乘站,数量众多的换乘车站以及均衡的空间布局极大分散了换乘客流,降低了大客流换乘站的客流组织压力,同时,国外综合交通枢纽普遍具有同台换乘、立体换乘、无控制进出站等功能,实现了各层级轨道交通的便捷衔接,如东京金山站是由JR线、私铁、地铁形成的综合客运枢纽,车站在内部设置公用的进出站检票口,极大减少了换乘距离,有效提高了乘客换乘的便利性园.

    2.4灵活的运营组织进一步促进多层次轨道融合

    多样化的运营组织是各层级轨道交通实现“线 融合”的主要途径、东京以过轨直通运营和快慢车混合运营实现多层级轨道交通一体化,东京区部直通地铁线路的市域铁路列车比例高达60%以上,除银座线和丸之内线外,其他地铁线路(10 条)均实现了与郊区铁路线(18条)过轨联运直通;快慢车混合运营则是在主要客流通道采用双复线或多复线,如京王线就是通过车站多站台和多股道设计实现了快慢车运营,德国是通过在既有线路上增加站点,或通过改造既有线路或列车制式实现轨道交通共线运营,如卡尔斯鲁厄市采用改造过的双压供电机车进行牵引,实现了市郊铁路与轻轨的共线运营.

    2.5统一兼容的制式及票制为多层次轨道交通运营点定基础

    轨道交通多样化的运营方式基本都是以统一或相互兼容的制式为基础来实现,国际上轨道交通普遍以既有线路的标准为参照进行发展建设,如日本自1951年后,新规划建设的每条地铁线都考虑了与郊区铁路的相互直通,除新干线外,其他轨道采用统一的技术及系统制式,为后期线路的直通运营奠定了基础,同时,日本JR为与地铁直通也专门设计了 E231系800番台列车,巴黎RER 线路建设时充分考虑了与市区地铁线路的对接,采用双流制列车,能有条件地跨入地铁线路运营『。在票制方面,国外城市基本实现了票制互通,且具有统一票务清分系统和清分规则,如日本是按照乘车线路上的各运营商的票价体系计算各自票价,清分中心则按照各条线路上的票价分配总票价团。

    3多层次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内涵及目标

    3.1“四网融合”内涵

    国家层面明确发文指出,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在有条件地区编制都市圈轨道交通规划,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四不同的理解,涉及城市道路网、地面公交网、城市市政管网、城市水系网络等等.结合国家政策及国际经验来看,“四网融合”的融合对象主要针对的是轨道交通系统,具体而言包括干线铁路(普速铁路、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由于技术标准、运营模式的差异,城市轨道以地铁、轻轨为主,不含混合路权的有轨电车等其他方式.

    3.1.2融合的范围

    “四网融合”的空间范围取决于多层次轨道交通的服务空间范围,如表1所示,其中,干线铁路主要服务国家、区域、城市群范围,城际铁路主要服务于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市域(郊)铁路主要服务于都市圈,城市轨道主要服务于城市中心城区.由于干线铁路、城际铁路最后都需要接入城市,“四网”从服务空间范围的交集来看,主要集中在都市圈和城市。因此,‘四网融合”的重点是在都市圈、城市中心城区,当然城市群尺度对城际铁路、干线铁路的线位走向会有影响,也需要重点关注.

  • 多层次轨道交通“四网融合”体系研究

    3.1.3融合的时机

    “四网融合”的时机从取决于多层次轨道的发展时机以及相互之间的衔接需求,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客流需求.我国自2008年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以来,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已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机、特大城市的城市轨道在过去10年也飞速发展,国内运营里程排名前几位的城市在全球也排名前列.相对不足的是,我国的市域(郊)铁路发展相对滞后,到2019 年底,全国仅有1160 km,还不如东京、纽约等一个城市的市域(郊)铁路规模.因此,我国“四网融合”的时机是要紧密结合市域(郊)铁路的建设时机来推进.

    3.2“四网融合”目标

    “四网融合”是以干线铁路(高速铁路、普速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4个层次轨道交通网络为基础,以无缝衔接、一体高效的轨道交通枢纽为支撑,以灵活多样的运输组织为补充,形成的服务功能明确、运营相互兼容的多层次轨道交通组织形式 “四网融合”主要着眼于高效利用多层次轨道交通资源,满足人民群众便捷出行需要,同时要兼顾成本效益、投入产出,“四网融合”的目标可概括为:1)集约高效利用多层次轨道交通资源;2)提升旅客“门到门”便捷出行效率;3)支撑城市群、都市圈公共交通导向开发

    4多层次轨道交通“四网融合”体系

    在明确了“四网融合”的内涵及目标的基础上,接下来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四网如何融合?”.本文提出,多层次轨道交通要以融合发展理念为指导、一体化顶层设计为支撑,统筹各层次轨道交通规划,并构建兼容性的技术标准,通过整合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等方式的线路、场站设施资源,构建“网络整合、枢纽衔接、运营一体、站城融合”的多层次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发展体系,提升多层次轨道交通的组合效率和一体化服务水平,支撑城市群、都市圈可持续发展

    4.1网络整合

    4.1.1明确功能分工

    多层次轨道交通的速度标准要与服务范围、客流需求相匹配(见表1),满足都市圈“1h”门到门要求,同时,要明确适用范围,城市轨道主要服务于中心城区、城市半径1020 km 范围;市域(郊)铁路是都市圈轨道交通的主体,主要服务于同城化趋势明显、通勤需求较高的区域,以城市半径4050 km为主;城际铁路主要服务于相邻城市间或城市群,一般在100~300 km之间的范围;干线铁路主要服务于跨区域长距离出行,一般在300 km以上的范围

    4.1.2网络布局整合

    在城市群层面,重点推动国家干线铁路与城际铁路的功能、网络的融合,主要在中西部、东北地区融合发展、首先,针对既有铁路资源有富余能力,而城市群城际客流处于培育阶段,地方财力及城际需求尚不足以支撑新建城际铁路的地区,可利用既有干线铁路富余能力、高铁带流开行城际列车,主要是通过实施局部线路改造、增设站点、消除瓶颈等措施提升既有干线铁路的速度、能力,以地方以政府买服务方式与铁路部门合作,开行城际列车,实现既有干线铁路与城际铁路功能融合;其次,针对已建成的城际铁路客流不足、亏损严重,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线路运营补贴压力的情况,可利用能力富余的城际铁路承担干线通道功能或城市轨道交通功能,主要通过调整线路功能定位,主动融入国家干线铁路网以承担区际交通功能,或者向下兼容都市圈内部需求,服务都市圈通勤交通,以提升线路客流效益,减轻运营补贴压力

  • 多层次轨道交通“四网融合”体系研究

    在都市圈层面,重点推动市域(郊)铁路与干线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的融合发展,主要在东部地区融合发展.首先,针对既有铁路资源丰富,且既有铁路的富余能力能适应都市圈公交化通勤需求的地区,可利用既有铁路富余能力开行市域(郊)列车,通过优化列车开行时刻、增加高峰期发车班次、增设站点,在既有铁路枢纽增设专用进出通道、候车站台等方式,适应都市圈通勤客流需求,同时,针对城市规模大、中心城区城市轨道建设需求突出,且外围市郊与中心城区通勤需求量大,新建市郊线路条件成熟的都市圈,可规划市域(郊)铁路与城市轨道多线多点换乘或跨线共轨运营,并在标准、制式等方面兼容统一.

    4.2枢纽衔接

    4.2.1建立枢纽分级体系

    结合城市群及都市圈城镇体系、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布局,构建衔接多层次轨道交通的3级枢纽体系。一级枢纽,紧密衔接多层次轨道交通四张网的“四网融合”枢纽,以承担区际交通功能为主,兼顾城际交通、都市圈通勤功能,主要指大型铁路客站、枢纽机场.二级枢纽,衔接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三张网的“三网融合”枢纽,以承担城际交通功能为主,兼顾都市圈通勤功能,主要指中型铁路客站.三级枢纽,衔接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两张网的“两网融合”枢纽,主要指市域(郊)铁路换乘站.

    4.2.2完善枢纽衔接

    完善枢纽功能及承载能力。对于增开城际列车导致点线能力不匹配的铁路枢纽站点,要通过增设站台、到发线的形式对站点进行改造,适应城际列车公交化运营需求;对于要承担城际铁路始发-终到功能的城市群节点城市的铁路枢纽,应当考虑增设动车运用所及维修基地等枢纽设施,以满足城际列车的停车、维修及公交化运营需求;利用干线铁路富余能力开行市域(郊)列车,要增设市域(郊)铁路购取票专区、进出站通道、专用站台等,增加中途站点,便捷枢纽衔接换乘新建城际铁路通过并行横列引入铁路主客站、并线引入接轨站或辅助客运站等方式,与多个干线铁路客站互联互通,以实现城际-区际网络连通,方便旅客换乘.新建城际铁路在城市群内其他节点城市与国家干线铁路“合站并场”,避免铁路枢纽过度分散布置.优化各层级轨道交通在枢纽站内的换乘布局,对有条件的线路设立接轨站,构建具有同台换乘、立体换乘、自动化换乘等方式的一体化枢纽换乘体系,实现各层级轨道交通的零距离换乘,提高换乘效率

    4.3运营一体

    4.3.1建立一体化运营主体

    结合广州地铁承担广清城际铁路等运营实践,建立跨行业、跨地区、跨部门的运营合作机制,,以混合合作、合资入股、网运分离等多样化的市场化合作方式,探索多层次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主体一体化.同时,构建清晰合理的运营补贴机制、结算清分机制,实现财务可持续,

  • 城市绕城高速服务区TOD开发可行性研究

    3.2一体融合一TOD模式下慢行网络与周边一体化融合布局 达标。因此,亟需对现有站点进质提升,指导规划站点设计,促进慢行与TOD融合可持续发展改善为实践,未从TOD地区网络层面统筹周边一体化融合布局要指标之一。**目前既有的研究认为轨道站点周边 TOD片区的研究范围为400800m,步行时间为5-10min,但由于舒适、连续、安全的慢行空间能吸引更大范围的使用者,所以实际TOD慢行网络会超出上述尺度,甚至有些片区慢行尺寸会达到2km。然而,广↓州城市发展具有人口密度高、土地资源紧张的特征,慢行空间网络体系并非所有路径都适用慢行专用道的形式,因此需强调用地节约原则,优先布设于慢行交通流里大的路径。韩国轨道新城与广州城市肌理相仿,↓因此可参考其步行专用道规范,其TOD地区主要步行专用道间距与车行次干道间距相仿,为300700m,步行专用道网密度为2-4 k㎡/km,步行专用道占规划总体用地面积2%~5%[12],指标见表10↓从目前广州规划实践案例来看,对慢行网络在空间布局中发挥的作用认识不足,↓将空中连廊、过街天桥等视为周边建筑的附属结构物,没有考虑对大范围公共设施、开敞空间的统筹布局,同时由于对站点周边慢行尺度研究偏小,局限在小范围的天桥或连廊的交通节点优化提升,导致轨道站点周边TOD地区仅能覆盖200~300m的慢行网络。因此,从既有的实践经验来看,TOD片区规划编制范围不应只局限在周边300500m范围内,可适当考虑扩大至1km,对于有建设条件的郊区站点,可以扩大至2km,见图4。通过构建以轨道站点周边区域为核心的步行网络,**将步行网络的设计扩展到整个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区域核心区,扩大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区域的服务覆盖范围,与交通衔接设施周边建筑一体设计,使交通衔接设施、周边建筑与轨道站点周边区域的连接尽童便捷,并统筹考虑大范围内的公园、社区、教育等系统规划,避免行人通行障碍。最后,鼓励运用慢行专用道形式构筑慢行网络,若与干路冲突严重,可采用立体(空中、地下)公共步行系统,结合商业开发,形成连贯的步行体系。图4 TOD地区周边慢行网络规划示意图3.3便捷舒适一TOD模式下慢行空间精细化、人性化规划设计应结合 TOD片区的特征营造适宜慢行↓的空间环境。将慢行空间作为连接公共交↓通站点与周边区域的纽带,有效整合开放空间、建筑空间及交通空间,**实现整体空1间的连续性。片区内部步行网络密度宜为机动车路网密度的2倍,道路两侧的步行道路人行空间宽度一般应大于3m,同时应构建轨道交通站点周边连续、通畅的自行车骑行网络,保障非机动车行驶路权,充分发挥非机动车在“最后一公里”中的接驳作用,**非机动车停车场应按照“流线安全、便捷停放、规模适宜”的原则设置,↓并提供清晰的导引系统,有条件时,可采用彩色铺装或涂喷,改善非机动车骑行体↓验。非机动车道与公交停靠站结合时宜采取外绕公交的规划模式,当道路有机非分隔带时,公交站台可设在机非分隔带上;当道路无机非分隔带时,可考虑在机非分↓隔线位置加设公交站台,见图5。与道路平交过街模式下,非机动车过街应尽童遵循骑车人过街期望的最短路线布置,宽度不宜小于3m,见图60鼓励在TOD片区干路围合范围内设置步行专用道,避免与车流发生冲突,结合既!有实践经验,慢行专用道网络密度建议为24 km/k㎡,应从一体化界面设计进行考虑,设计应注重与沿街界面之间的衔接,布置多变主题的城市广场,形成具有标示性的开放空间。在人行道起止点、转折处、分岔处等行人决策点,可通过变换路面铺装的材质、色彩或铺排方式,以示区分;在大型商业、居住等行人流量密集区,在与机动车道路平交时可采用纹理路面或地砖,以降低机动车行驶速度。**若干路条性复杂,可规划设计立体(空中、地下)公共步行系统跨越城市道路,扩大慢行系统服务范围,并保证慢行空间连续化,尽童加装电梯、遮阳挡雨设施等,方便乘客在各种环境中的出行。

    3.4广州烈士陵园站周边TOD片区

    慢行提升研究结合上述TOD慢行规划设计策略,以广州烈士陵园站为例,展开周边TOD片区↓优化提升研究。烈士陵园地铁站是已开通1↓号线和在建12号线的换乘站,现状有大量商业、医疗、教育、公园、居住小区等,↓业态丰富,是典型适宜 TOD开发地区,但由于大多为封闭大院,隔断了地铁和周边↓服务人流,且步行道被非机动车占用,步↓行拥挤度高,无障碍设施不足,弱势群体关怀不够(见图8)。因此,笔者结合上文研究的策略,提出具体的规划改善方案,提升站点周边步行可达性和便捷舒适性。 一是完善 TOD地区慢行网络结构,考虑将车行网络与慢行网络分离布局,通过空间挖潜,布设4条安全、舒适的慢行专用道,慢行网络密度达2km/k㎡,并配置连续、便捷的盲道系统,优化缘石坡道,实现人车分离,并规划600m长的风雨连廊步行空间,实现步行道与公共建筑、公共交↓通节点的互联互通。 二是通过打通4条断头巷的慢行道,提升街区的慢行交通可达性,并结合改造地块,增加周边巷道网络,挖掘可通达街巷,提升街巷的交通功能,针对周边用地条件无法新增慢行专用道,在征求小区同意的情况下,定时、按需开放内部道路以加密慢行网络密度,逐步打开封闭区域,塑造人性化、形式灵活的慢行城市肌理。

    结合周边烈士陵园公园绿化资源,营造舒适丰富慢行空间,设置连续的导向标识系统,在无法设置地面过街的节点借助二层 步行连廊联通,实现空间高品质提升,以及空间逗留性增强。

  • TOD浪潮下城市大型交通枢…域内商业开发的交通组织研究_金进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交通也在不断发展,飞机、高铁等高效率的出行方式成为许多市民远距离出行的选择,机场、铁路站房也成为城市交通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在此基础上,其所衔接的各类市内交通方式更是与其一起创造了大型的交通枢纽,枢纽作为路网客流、物流和车流的重要集散中心,有着天然的商业优势,这也是近年来“交通综合体”在全球各大城市中蓬勃发展的原因。日本的大城市在人口密度高、城市核心集中度高的现实因素条件的影响下,成功地形成了涩谷站、阪急梅田站、大阪站等城市大型尺度级别的TOD 项目。这些项目无一不是以城市铁路为发展基础,在整合了多元化的交通方式的基础上,增添了恰如其分的城市功能,如商业、办公、酒店,甚至是博物馆、影剧院、动物园等,共同形成了一个多维度复合型的“微缩城市”,成功地成为城市区域中的绝对增长极,在获得喜人的盈利状况的同时大大提升了城市综合实力。近年来,国内的机场车站也在TOD 的浪潮下不断发展,形成了立体复合的交通枢纽,比如最近建成或在建的杭州东站、重庆西站、雄安站、厦门翔安枢纽、上海虹桥枢纽等,都提出了“零换乘”“站城融合”的概念,均以飞机、高铁、普通铁路为主要交通方式,并集合了公共巴士、社会车辆、地铁、出租,甚至共享单车等多种交通方式。显然,如果要在此类枢纽场域内进行商业开发,由于区位的差异、国情的不同,照搬国外的TOD 案例会造成“水土不服”。例如,卡尔索普所提出的“TOD”概念中平面化的结构模式仅适合建筑密度不高、土地资源丰富的情况,而日本著名的“GRAND FRONT”又由于产权的复合性难以界定和实现,超尺度的地下商业布局在环境心理学中也有所欠缺。这就需要考虑项目所在区位的实际情况,探索一套适应国内枢纽场域内的实际商业开发项目的模式,本文以厦门新机场航站区中央地块综合开发和株洲火车站东片区商业策划及概念性方案为案例,顺应未来立体城市的发展方向,进行交通枢纽场域内商业开发交通模式的探索。

    1枢纽场域内商业开发的现状 1.1 交通运输的绝对主导地位

    现有的枢纽场域内的商业开发,由于种种原因,在设计之初就让枢纽建筑本体和为其服务的各类交通及功能性建筑占据了绝对首要的地位,多种交通需要在此布局,粗放式的布局形态很容易挤压空间资源,被挤压的地区或者说未经设计的地区形成了场地中的“负形”,空间感受比较消极,即使布置了商业内容,也由于“兵荒马乱”的第一印象,容易让人匆匆路过难以驻足,更不用说产生消费行为了。

    通过对上海火车站地下通道(见图1)进行现场勘探的行动观察调研,结果显示,该通道承载着轨道交通1、3、4 三条线路的换乘与火车站南北广场的沟通,联系着火车、高铁、地铁、出租车及公交巴士等多种出行方式的换乘。我们观察到在周二的18:00—18:30 的常规高峰时刻,站内人流量大,交通功能明显,然而对于两侧的商铺来说,却鲜有人驻足,在30 min 的观察调研过程中,观察点附近的10 间商铺仅有16 位顾客产生消费行为。这样低的消费发生率,是对每天近30 万换乘人次的商业价值的浪费。

    1.1.1商业开发和交通本位的异位- 时间的矛盾显然,在枢纽场域内进行商业开发存在天然的矛盾,交通的流线是“点对点”的,现在主流的“零换乘”模式则提倡尽量少的换乘过程和尽量快的交通到达,让单位时间内枢纽的交通运输客流量更多,从而创造高效的交通过程,满足乘客的出行需求。然而,仅仅“点对点”的流线难以让人停留,这与商业开发要求客群长时间停留在开发内容中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相悖。

  • TOD浪潮下城市大型交通枢…域内商业开发的交通组织研究_金进

    1.1.2 综**合开发和物流客流的异位- 空间的矛盾开发与交通除了时间上的矛盾以外,还存在空间上的争夺,众所周知,在一定场域内,空间资源是有限的,而在传统的“非立体”的枢纽设计和商业设计的概念中,存在“怎样的位置上的空间是最有利的”这样的思维定式。而这样的空间对于开发和交通来说往往是重叠的,重叠的空间也就意味着空间的矛盾与争夺,例如,传统的与车站并存的站前广场承担着客流集散的功能,也是出站后第一个到达的场所,在未经人为管理的过去,我们能见到在站前广场兜售产品的小商贩。这就是商业和交通争夺所谓“最有利场所”的案例。这样未经疏导设计的情况加剧了空间内的混乱,让枢纽的开发效率低下,档次也不高,更影响了枢纽作为城市第一眼的形象。

    1.2 **开发内容的低效率和低档次使用枢纽交通的人群“高效”地从一种交通形式导入另一种交通形式,然后被分散到城市的各个地方,这就人为地在枢纽位置疏散了大量的客群,没有很好地利用枢纽的天然客群优势,就像“水电站理论”中水域为最上游的水体,其蕴藏着巨大的势能,但是由于没有被好好利用,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损失了客流的枢纽显然不能引起大型开发商的兴趣,于是仅有单纯为了盈利而不顾枢纽整体化的商业开发,这样的开发往往缺乏策划,内容质量低,其与枢纽割裂或者混杂的交通又降低了商业盈利效率,也降低了枢纽交通功能的效率,反而影响了原有枢纽的正常功能,以致陷入恶性循环。

    1.3** 从“交通综合体”到“城市共同体”对于注重盈利的房地产行业来说,人流就是商业潜力,而人的聚集会促使商业聚集,在商业形成一定规模后,又会自然而然地推动人的聚集,这就是所谓的“聚集螺旋效应”,这是房地产商希望看到的,它解释了为何近年来枢纽场域内的商业开发一直是热点开发项目。**为了顺应这样的趋势和诉求,我们充分认识到现有的“空间层面”与“时间层面”之间的矛盾,通过设计完成传统意义上以交通作为绝对第一位的“交通综合体”向“站城融合”的“城市共同体”的转变,即在保证枢纽交通的功能的基础上充分开发商业价值,避免因无序开发而造成的“低效率”和“低档次”。在“城市共同体”这一概念中,需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流动,消除原有的阻碍,实现交通和商业共同发展、相辅相成的目标。

    **2 交通组织的多元探索——“隔离与融合”由于枢纽场地内的交通混乱,因此场域内空间体验感差,在混乱的空间中,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往往具有排斥性,难以停留,而在“慌不择路”中又加剧了交通的混乱,导致枢纽最后一公里内的“老大难”问题。**为了平衡枢纽场域内交通存在的天然矛盾,完成从“交通综合体”到“ 城市共同体”的蜕变,笔者基于实际项目,对交通组织展开了多元的探索,就设计而言,重点在于两方面:一是隔离,有效地将商业的“慢节奏”与枢纽的“快节奏”隔离开来,保证交通枢纽和商业开发的“双高效”;二是融合,有效地将枢纽所带来的大量人流转变为客流,让合理的布局起到“水电站理论”中电站的作用,激活商业价值。基于上述的“隔离与融合”操作形成的枢纽场域内商业开发,笔者有效地构建了“场站面- 流动线- 聚集点- 辐射区”的模型(见图2)。商业开发功能、城市共享功能和交通功能三者有着高效明确的流线条理,然而在空间上的界限则相对模糊。下文基于笔者参与的两个设计案例,诠释了对交通组织的探索。2.1 株洲火车站东片区商业策划及概念性方案株洲火车站东片区商业策划及概念性方案设计项目位于株洲市老城区中心火车站,周边被长株潭片区最大的传统服贸市场和高密度居民区包围(见图3)。它是倚靠铁路交通的建筑群,是未来的城际高铁站、轨交线路汇集点。建设中的铁东路和两条已建好的下穿匝道与未知的新建筑即将融合

  • TOD浪潮下城市大型交通枢…域内商业开发的交通组织研究_金进

    2.1.1平台上下的交通隔离我们针对现有的株洲站扩建工程及其在建道路,梳理商业开发聚焦点辐射区垂直联系 垂直联系场站面聚焦点流动线图2 

    “场站面- 流动线- 聚集点- 辐射区”的模型结构(图片来源:作者自绘)图1 上海火车站及长途客运站交通枢纽的地下商业街理了一套立体化的交通协调设计体系(见图4),在54.0 m(2F)标高的进站层设计一处平台,平台下是繁杂的各层交通“场站面”,车流基本在46.0 m(1F)广场层落客,通过广场扶梯和枢纽扶梯上到54.0 m 标高大平台进站,出站在38.0 m(-1F)标高地下一层进行快速疏散。这样的“站场面”衔接了地铁、公交、大巴、出租车、私家车等送往交通,它们帮助乘客快速导入其所在的规划交通流线中,是火车与城市的便捷连接。在54.0 m(2F)标高的进站平台之上布局商业开发,通过与平台下交通形成联动,梳理场地内流线,进行最精简的交通道路设置以保证商业的连续性,利用单向车行的机动车道将狭长场地分为北区、中区和南区,并充分利用每块场地优势,分别做出定位。紧邻两条城市道路的北区作为商业办公板块,布局酒店、办公和商业街及商业综合体;中部板块以交通立体枢纽功能为主,衔接交通枢纽及城市干道,并布局办公双塔楼和服贸产业相关会展功能,激活商业价值,实现产业升级;南部板块进深相对狭窄,形成安静的酒店和公寓住区板块。该项目通过54.0 m(2F)标高的这块平台形成了交通客群的隔离,实现了立体化的“交通隔离”(见图4),使保留的车道、未来的地铁、换乘的人群、繁杂的后勤等在各个标高上分别联系。平台之下是主要流线,是对枢纽板块交通的梳理与回应,而在平台之上则是有产业、有活力的商业开发。

    2.1.2主动线上的立体辐射在清晰的“交通隔离”基础上,平台之上的三个板块分别通过北区的以“株洲印象”为主题的商业主题广场,中区以“自然光影”为主题的立体东广场枢纽,以及南区以“和美府邸”为主题的住区服务中心这三处“聚集点”与平台之下的“流动线”在立体层级相衔接(见图5),依托聚集点的功能性、目的性的吸引力,创造势能流向,将“场站面”的大量客流有目的地吸引到相应的商业片区,并以此为核心形成“辐射区”,串联整个商业开发。本项目实现了真正的“多站合一”,普铁、城铁、地铁、公交、大巴、出租车、私家车进站非常方便,换乘距离控制在100 m 以内,基本属于零距离换乘,通过立体层面的商业辐射,将客群有组织地引导至商业开发板块,和商业实现了无缝连接(见图6),创造了一处属于株洲的“城市共同体”。2.2 厦门新机场航站区中央地块综合开发厦门新机场即翔安国际机场,位于大嶝岛。这个位于海边的机场,未来将取代高崎机场,预计终端规模达到年吞吐量8 500 万人次。中央基地长977 m,宽650 m,被T1、T2、T3 航站楼和西垂滑包围,形成了一个围合形地块。地铁三号线、四号线及城际R1 线从场地中央穿过,且在场地中部位置设置枢纽站点(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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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主动线内外的交通隔离项目设计依据视线分析确定的重要展示界面,针对被出租车/ 私家车下客二层平台(标高54.0 m) 二层平台(标高54.000 m)一层地面(标高46.000 m)夹层平面(标高41.800 m)-1 层平面(标高38.000 m)-2 层平面(标高34.200 m)-3层平面/地铁站厅层( 标高54.000 m)-4层平面/地铁站台层( 标高54.000 m)二层平台二层平台大巴客运站公交车枢纽地面广场夹层商业夹层商业出租车蓄车场私家车上客点-1层地下通道地铁站台进站口(2F,标高54.000)出站口(-1F,标高38.000)一层地面(标高46.0 m)夹层平面(标高41.8 m)-1 层平面(标高38.0 m)-2 层平面(标高34.2 m)-3 层平面/ 地铁站厅层( 标高28.2 m)-4 层平面/ 地铁站台层( 标高21.4 m)大巴客运站公交车枢纽地面广场地面广场-1 层地下通道地铁站台图4 株洲火车站东片区商业开发进出站流线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图片来源:作者自绘)株洲市 Zhuzhou“多站合一”公交车地铁株洲火车站出租/私家车大巴图3 “多站合一”的株洲火车站东片区商业开发交通设计愿景(图片来源:作者自绘)T2 航站楼T3 航站楼T1 航站楼轨道3 号线轨道4/8 号线轨道R1 线机场西站翔安机场站翔安机场站高铁站点T2/3 地下联通9 m 快速联系中央地块商业开发范围机场西站图7 厦门新机场航站区中央地块区位关系(图片来源:作者自绘)酒店集群区住区服务中心立体东广场商业主题广场光影自然区枢纽服贸区商业办公区图5 株洲火车站东片区商业开发功能分区及分区“极核”(图片来源:作者自绘)立体交通辐射立体交通辐射进站集散广厅一楼大厅站厅层站台层-1F 出站口(-1F)1F-1F2F图6 株洲火车站东片区立体东广场“极核”联系(图片来源:作者自绘)建筑设计·理论 2019 年 12 月第 16 卷总第 339 期 城市建筑Urbanism and Architecture 133T1、T2、T3 航站楼所环抱的场地情况,在该项目中,面对换乘客流需要快速在T1、T2、T3 航站楼之间通达,“交通隔离”发生在到、发两个不同的标高上,因此设置了相对应的交通联系和恰当的商业开发。具体操作中,我们通过对整体客流动线进行梳理,划分了贯穿南北和东西的中央通道,主通道在-9.0 m 标高(T1、T2、T3 航站楼地下联系层)和7.5 m 标高(T1、T2、T3航站楼架空联系层)层面上连贯平直(见图8),不增加影响通行速度的冗余节点,仅仅在丁字形交接的中央节点处设置人行换乘,在保证通道效率的基础上,使得建筑、道路、管廊相互协调,共同开发。

    在明确双层快速通道隔离的基础上,我们以通道的节点为核心,米字形向外设置聚集点,并在垂直向不同种类交通重叠度最高的位置形成立体方向上的交通,集合多种交通带来的客流通过聚集点进入游走路径(见图9)。道路设计中常见的车道分布模式是,越接近道路的中心线方向的车道行进速度越快,越慢速的车辆会自然地分布到最远离道路中心线的位置,客群在主动线上的分布模式也是同理,于是在“水平”方向上主动线内外设置交通隔离这样的模式下,即使没有设计导向,进入商业开发的客群也会自然地从主动线的边界上“渗透”进商业的部分,然而这样的“渗透”是无组织的,常常伴随的是效率的低下。因此,该模式同样需要设置聚集点,在厦门新机场航站区中央地块开发项目中,聚集点集中在主动线靠近T2、T3 航站楼的位置,人们在进入中央地块时,可以快速选择是在主动线上到达换乘目的地,还是进入商业开发内容,这样有效地减少了主动线的客流,保证了主动线隔离的效率。聚集点在立体层面上一方面衔接着多种交通模式,在商业开发的最核心位置与轨道交通和城市公交发生关系,引导不同交通使用者进入商业开发;另一方面衔接着商业开发中最具吸引力的IP 场所连接的公共空间,提供吸引客群的内容和聚集客流的场所。图10所示的聚集点在垂直方向上联系着-9.0 m 标高上轨道交通3 号线及其与4 号线的转换厅,联系着-9.0 m 标高上及7.5 m 标高上的T2、T3 航站楼连通道,联系着1.5 m 标高上的城市公交站点。同时,该聚集点也联系着商业开发中的wework 办公固定使用客群、商业综合体中的中庭空间,以及“水秀舞台”

  • 文章2

    3 **枢纽场域内商业建筑设计的交通组织——“隔离与融合”模式的途径总结3.1 动线“隔离”中的“商业化”和“交通化”在动线“隔离”中,设计区分了服务于商业和服务于到发两种流线,保证了商业开发和枢纽交通的不同诉求,在分离的过程中注重步行流线的分离和车行流线的分离两个部分。车辆分离过境交通:以快速化、低影响为目标,采取“地下化”的方式,将过境交通与核心区内交通分离,实现区域交通立体化。人车集散到发交通:构建地下环路连接区域对外通道与地下车库,解决区域到发交通内外转换,使大部分到发交通能够迅速在外围快速路网和地下车库之间转换释放地面道路空间,提高交通出行效率,**将地面打造成绿色活力的宜人街道。车辆整合静态交通:连通各地块地下车库,有效均衡静态交通资源,实现“车位共享”的需求。客群换乘枢纽交通:通过垂直方向的中心广场枢纽功能和直接衔接重要换乘点的最短交通主动线,有效地实现了目的明确的换乘客流在设定的标高和路线上“点到点”的交通。客群商业辐射交通:以各个分区的“极核”与立体的交通方式发生联系,在不干扰正常枢纽交通的同时高效地将商业客群疏导至商业空间中,利用交通枢纽所带来的天然人流量资源,由点及面地激活商业开发。

    3.2 **动线“隔离”中的“立体模式”和“混合模式”在“隔离”的实际操作中,动线“隔离”又可以分为立体层面上的“隔离”(见上述“株洲火车站东片区商业策划及概念性方案”项目)、混合(平面+ 立体)层面上的“隔离”(见上述“厦门新机场航站区中央地块综合开发”项目)。**立体层面上的“隔离”:通过梳理枢纽的层高关系以及所在场域内的商业开发响度及标高,可以形成大道至简的“新平台”,在立体层面上划分出快和慢两种交通模式,平台之下是过境、到发、静态等各个交通模式,而平台之上则是商业漫游的辐射型交通。混合层面上的“隔离”:在立体层面的基础上,设置平面的“隔离”,主要适用于围合式的枢纽场域内商业开发,此时通常要保证站与站之间的便捷联系,这样的便捷联系要保证路径尽可能地短和高效,可能会穿越其所在场域内的商业开发,这样就在平面上形成了快速换乘动线和商业漫游区域的“隔离”。

    **聚集点的设置解决了城市大型交通枢纽与其所在场域内商业开发的割裂问题,将枢纽自带的大量客群转化为商业开发的使用者,在最小干预枢纽交通性流线、保证枢纽效率的同时,形成站城融合的复合立体开发模式。聚集点的位置一方面与商业开发功能分区的定位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到垂直方向上交通的影响,商业办公的聚集点设置于立体方向不同标高上层叠的部分,特别是对于大运量的地铁交通,这样可以尽可能多地服务到使用不同交通方式的客流,而商住酒店部分聚集点的设置则应更多地关注私家车的交通。**聚集点的内容需要考虑到其吸引客流的能力,聚集点可以理解为商业开发中的节点,是人群最密集、最渴望到达的地方,但是通常又有一定的集散客群的空间,可以与商业中的重要业态,如具有“网红效应”的主力店或表演场所、有固定客流的办公服务场所及其附属的公共空间相联系。

    4 结语综上所述,城市大型交通枢纽场域内商业开发的交通组织应立足于枢纽本身的形式,在保证枢纽交通效率的同时,积极利用枢纽客群激活商业开发价值,这就需要有效地进行交通组织。本文基于实际项目,探索并形成了一套“隔离与融合”的交通组织形式,这种密而不乱、分流隔离、分层辐射的结构形式,回应了TOD 这个热议话题,实现了从“交通综合体”到“城市共同体”的转变,促成了“交通+土地+ 产业”的联姻,激活了枢纽片区的价值,展现了更加积极也更加集约的城市枢纽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