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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菊儿胡同改建。

菊儿胡同改建工程位于北京旧城中心偏北，西临南锣鼓巷，与北京中轴线上的地安门大街一街之隔。它在历史城市中采用“有机更新”的方式改造居住环境，提出了“新四合院”体系的建筑类型，既适用于传统城市肌理，又能满足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还要保持原有的社区结构，使地方社会网络得以延续。在具体的试点工程中，选取了菊儿胡同41号院开展工作。在设计手法上，首先适当提高建筑密度，加强建筑艺术与传统风貌的整体性，延续了老北京城密集的“合院”肌理。在社区规划中，通过强调空间的私密性与交往兼顾，营造有机秩序，并通过住宅合作社鼓励社区居民的公众参与，最终回迁了大部分原住民。菊儿胡同改造项目保护了北京旧城的肌理和有机秩序，强调城市整体的有机性、细胞和组织更新的有机性以及更新过程的有机性，从城市肌理、合院建筑、邻里交往以及庭院巷道美学四个角度出发，与北京历史文化风貌取得了很好的协调。该改建工程获得了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和联合国颁发的“世界人居奖”。

菊儿胡同是北京旧城内比较典型的四合院住宅区，整个街坊面积约8.28 hm²,其改造工程从1989年开始持续到1994年。20世纪80年代街坊内的居住质量很差，原有的四合院已经面目全非，各院内临时搭建的现象严重，急需改造更新。吴良镛院士将胡同的房屋按照质量分为三类，质量较好的1970年代以后建的房屋予以保留，现存较好的四合院经修缮加以利用，破旧危房予以拆除重建。重新修建的菊儿胡同按照“类四合院”模式进行设计，所谓的“类四合院”模式，即抽取传统四合院空间形态的原型，用新材料和新理念创造新的人居环境，同时解决了一些基础设施匮乏、居住条件差等问题。

新的四合院体系在老北京四合院格局的基础上建设了功能完备、设施齐全的单元式公寓，其组成的“基本院落”不仅保持了公寓式住宅楼的私密性，并且在此基础上，利用连接体和小跨院的设计，与传统四合院形成新的群体，给予了住户群体间一定的交往空间，保留了中国传统住宅重视邻里情谊的精神内核。新四合院布局错落有致，既实现了建筑的现代化，又与原有的院落融为一体，保持了地段的特色。改造方案中街区顺应城市肌理，并向城市开放，小区内部通过鱼骨式的小巷相通，可以自由到达每个院落单元内部，不仅给城市交通和居民出行提供了便利，也使得人与人之间交往更加紧密。在更新改造过程中，主张“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城市规划方法相结合，鼓励各种类型的居民参与，从居民的现实需求出发来制定更新规划，以便充分调动居民和参与单位的积极性。

菊儿胡同改造工程通过有机更新和新四合院的创新，保持了原有的街区风貌并且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境，也保持了一定的原有社会结构，探索了一种历史城市中住宅改造更新的新途径，是一次成功的旧居住区改造的试验，赢得了“世界人居奖”“亚洲建筑师协会金奖”等奖项。

南京市中心综合改建。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南京新街口商业中心内大型商业设施数量还较少，主要集中在中山东路和中山南路交叉口的东南侧地块内。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内城市兴起一股大型百货商店建设的热潮，南京市也在90年代初期新建和扩建了一批大型百货商场，使得新街口商业中心的大型商业设施集聚程度更高。商业服务设施继续沿主要道路发展，拓展主要向西和东南方向。

虽然有40m宽的中山路，但南京新街口中心区道路密度仍然较低，除中山路外几乎没有通畅方便的次要路，人车全部集中在一条路上，交通无法疏通，拥挤不堪。除此之外，中心区还存在建筑陈旧问题，以及满足第三产业发展所需的新的城市空间需求。

针对南京市中心存在的交通拥挤、公建布局不当、基础设施不足、建筑陈旧、土地利用率低以及环境质量差等一系列问题，“南京市中心综合改建规划”立足于详细的规划调查，包括南京市中心的历史沿革、物质基础、商业中心位置、性质规模、交通方案的抉择和有关环境设计意向的社会调查，并且，从一开始就站在城市总体系统的高度，明确了综合改建规划的项目性质。在规划成果中，综合改建规划将市中心地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深入探讨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从城市角度，对市中心的性质、规模、布局等作出全面的分析论证，确定了以下规划原则：①明确市中心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之间的衔接与反馈关系；②防止孤立地处理规划区内的建设问题，做到单项规划与系统规划相结合；③各项调查成果尽可能应用新的技术手段做出定量分析，做到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④在规划中既要注意物质形态的分析调查，同时还要应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导致物质结构演变的背景因素做出研究；⑤制定方案要兼顾到不同时期的建设发展要求，做到远近结合。

北京市中心综合改建。

在新的形势下，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亦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人口规模提前突破规划控制目标，而大部分人口和产业仍集中在市区，市区空间容量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二、随着北京成为现代化国际城市目标的提出，大批新的设施有待建设，尤其是为政治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服务的各项设施远不能适应需要，市区土地使用及各项功能迫切需要调整；三、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对城市交通、通信、能源、水源等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需求，要求根据城市发展的新需求，进一步研究基础设施的容量和布局，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为各项基础设施超前建设创造条件。针对这诸多的问题，北京在最近完成的总体规划修订中从生产力合理布局出发提出两个战略转移———城市建设重点从市区向远郊区转移和市区建设外延扩展向全面调整改造转移(张敬淦，1993)。一方面，为了改变目前北京市人口和产业过于集中在市区、空间容量狭小的状况，从生产力(主要是人口和产业)合理布局的观念出发，把城市建设的重点逐步从市区向广大郊区作战略转移，大力发展卫星城市和其他城镇，积极开拓城市新的发展空间，逐步实现人口和产业的合理分布，创造城市良好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在城市建设重点向远郊转移的同时，对城市功能、结构和布局进行全面调整和改造，提高城市素质和环境质量，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功能，大力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建成现代国际城市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对市区的调整改造主要包括：①增强政治、文化中心功能。继续完成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两侧的改建，完善南北中轴线及其延长线两侧用地的功能，把体现政治、文化中心功能的重要设施安排在城市的这些显要位置，使之成为体现首都特色的最重要的地段。②规划商务中心区。在朝阳门至建国门、东二环路至东三环路之间建设商务中心区。同时，在西二环路东侧阜成门至复兴门一带建设国家级金融管理中心。③为发展第三产业安排建设用地。现有的王府井、西单和前门三大商业区要加快改造，引进资金，建设具有国际水平的现代化商业文化服务中心。此外，按照多中心格局，在朝阳门外，公主坟、马甸、木樨园、海淀等处建立新的市级商业文化服务中心，并在各居住区建设配套齐全的商业服务业网点。与此同时，在旧区改造中结合路网加密、街坊块划小，争取增加更多的沿街铺面房，逐步形成多层次、多功能的商业服务网络。④安排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用地。⑤增加外事用地。⑥加快危旧房改造。逐步消灭破旧危房，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完善生活配套设施和各项市政公用设施，提高城市中心区的环境质量。⑦调整工业、仓库用地。⑧完善改造城市基础设施。通过调整土地使用功能，改善交通条件，增辟停车场地，继续完善供水、供电、供热、煤气和电信等市政管网，逐步改善原有下水道，增加绿地，建设公园，提高环境质量和城市现代化水平。⑨调整市区范围内农村地区的土地使用功能。⑩适度调整市区边缘集团的规模，分不同情况逐步进行综合开发，安排一定的住宅和配套设施以及部分产业，分散中心地区建设的压力，等等。

北京小后仓胡同改造。

北京小后仓胡同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自然衍生型旧居住区，在对其危旧房进行拆除重建中，针对地段的个性特点，成功地保留了该区原有的社会网络。小后仓胡同位于北京西直门内，在1.5 hm²用地上共有住户298户，人口1100人，人口密度近800人/hm²。一方面，原有住宅都是简易平房，大部分为危房，居住条件十分恶劣，群众对改变现状的要求极为迫切。但是另一方面，小后仓胡同居民绝大部分是该地段的老住户，职业构成以公共交通、服务行业、小学及幼儿园教师、托儿所保育员为主，这些住户的工作单位不可能分配新住房。他们与周围环境已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身也是保障北京市民衣、食、住、行的基本队伍，如果搬到郊区新居住区，不仅生活会发生困难，对城市生活也将产生影响，甚至可能破坏原有的社会网络。针对这一情况，小后仓胡同危房改建没有采取一般简单粗暴的改造方式，而是从拆迁、规划、设计、施工直到分配住房都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调查分析，采取原住户全部迁回原地、不增加新住户的政策，维持了住宅区配套服务建筑原来的平衡状态，保持了住宅区原有的社会网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苏州桐芳巷小区改造。

1987年开始编制的《苏州古城桐芳巷居住街坊改造详细规划》是建设部全国第三批城市住宅建设试点的项目之一，同时桐芳巷也是国务院对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批复后体现保护古城风貌的住宅试点小区，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当时国家土地改革的大背景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苏州古城的经济形态也由单一转向多元，土地有偿使用已成为城市改造与再开发的重要环节。与此同时，苏州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古城内的街坊改造必须坚持“全面保护古城风貌”的原则。但古城内居民的现有生活方式已与传统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居住空间、交通空间、交往空间等方面有了新的标准。面对历史保护的要求与居住需求的变化，桐芳巷小区改造以城市总体规划为依据，以改善居住条件、完善市政设施与公共设施、繁荣地段商业服务为目标，解决旧街坊内居民生活水平欠佳的问题，注重旧街坊改造开发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及经济效益三者的统一，着重研究旧街坊改造过程中人口迁移比例、建筑拆迁比例、居住与非居住建筑比例以及规划控制指标等问题。规划为实施管理创造条件，物质空间规划与改造实施的控制性经营管理规划并重，两者互相结合，相辅相成。

南昌八一大道改造。

1950年7月，南昌市人民政府为了保护人民利益，提出“服务生产”“服务人民”“展开新市区”“兼顾老城区”等口号，并以此为方针展开建设。道路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在新政权刚成立、各项资金都很紧张时，南昌市政府毅然作出发展城市道路的计划，其建设的重点主要是拓展八一大道、发展站前路和第四交通路即现在的北京西路段。1951年，时任省长兼南昌城建委首席主任委员的邵式平先生提议改造安石路，原有路面拓宽达60余米，并更名为八一大道。1952年，南北向贯穿市区的八一大道顺利通车，1956年，八一大道的路面实现了混凝土改造，一跃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排名第二的城市大道(排名第一的是北京的长安街大道)。八一大道的建成，也为日后南昌向东南方向的延伸创造了条件。

总的来说，第一阶段的中国城市百废待兴，在财政十分紧缺的情况下，提出了“重点建设，稳步推进”的城市建设方针，将建设资金优先用于发展城市新工业区。这一时期的大规模城市建设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城市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起了积极的作用(图2-2)。在更新思想方面，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在“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选址”中提出的著名“梁陈方案”,从更大的区域层面，解决城市发展与历史保护之间的矛盾，疏解过度拥挤的旧城人口，为后来整体性城市更新开启了新的思路。

南京内秦淮河整治。

南京内秦淮河整治工程探索了城市内部河道水系的环境整治与防洪防涝系统一体化建设的路径与方法，是通过水利工程解决城市内涝与环境卫生问题的代表性案例。1949年7月，南京城内发生内涝水患，内秦淮河河水溢上岸，导致白鹭洲等地区积水三个月，而内秦淮河地区又是南京老城人口聚居的地区，于是，南京城内的水利整治成为新政府刻不容缓的任务。1950年开始，市政府组织人力对秦淮河进行了疏浚。1951年至1952年，市政府邀请专家及相关部门人员进行沿途勘察，经过讨论制定了近期整治秦淮河的方案。1953年6月，南京市政府成立“南京市秦淮河整治委员会”,专门致力于内秦淮河治理的实施工作。1953年9月21日，整治工程开工，先后开展了疏浚拓宽、引水换水、建设排涝抽水站、砌筑沿河驳岸、埋设截流管等工作，着重于城市的防汛排涝。至1955年2月15日，内秦淮河整治工程完工，为后期内秦淮河的水利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广州旧城改造。

1979年，广东省正式实行对外开放。1984年，广州作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试点，开始开展市场经济改革。1989年，《广州市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和转让试行办法》中明确广州市市区城镇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实行有限期、有偿地出让和转让，标志着土地市场制度的建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广州高速发展，城市规模也持续增长，城市进入全面快速现代化建设时期，城市发展建设的主体和资金来源呈现多元化。作为改革开放试点城市，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于1978年开始编制，1982年提出“公私合建”政策推行旧城改造，并召开专家评审会议，对总体规划进行补充和修正。同年，广州入选我国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对旧城改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解决城市住房紧张等问题，以改善和提高现有的居住环境和居住水平为目标，《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1982—2000年)》贯彻“充分利用，加强维护，积极改造”的方针，明确旧城区为城市中心区。在旧城改造方面，总体规划强调以改善和提高现有居住环境和居住水平为目的，对老城中的人口集中、居住环境差、公共服务设施差的地区进行改造，同时利用郊区建设居住区来异地安置改造后的居民，并且要求在1985年人均居住面积提高到5m²。同时对老城的用地结构进行调整，主要有居住用地改为商业服务中心和传统商业街，通过拆迁重建来实现改造目的。

合肥旧城改造。

1983年仲夏，合肥市委、市政府为贯彻城市总体规划，从实际出发，制定了城内翻新、城外连片的近期城市建设方针。借助社会财力，发动有关单位，同心协力，综合治理，以加快旧城改造的步伐。1983年，合肥首先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改建了长江路西段(该段长500 m),达到了改善交通、调整网点、美化市容的目的，起了“投石问路”的作用。1984年，合肥又对金寨路北段进行了成街成坊的改建，1985年又建成了城隍庙市场、改建了安庆路，缓解城市商业和服务业的紧缺。总的来说，为更新改造保护旧城，逐步改善旧城的基础设施，提高旧城整体环境质量，合肥市政府从城市的整体角度出发，对旧城的内部组织结构和土地使用系统进行全面调整和综合治理。与此同时，还通过配套建设，不仅在旧城区成片开发建设中注重市政设施配套，还在旧城成街成坊改造中注重公建配套，大大提高了旧城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水平，改善了城市的投资环境，方便了居民生活。

沈阳总体规划。

改革开放以来，沈阳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城市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城市用地不断扩大。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975年沈阳市开始编制第二轮城市总体规划。历经数次修订、调整和补充，最终于1981年6月被国务院批准实施。在这一版的总体规划中，确定了城市性质为辽宁省省会，东北地区交通枢纽，以机电工业为主的综合性社会主义工业城市。在旧城改建与城市更新方面，规划提出了严格控制城市规模，调整工业布局和住宅布局，全面改造旧区，加强配套设施建设，积极治理环境等措施，有效改善了旧城的人居生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