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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市视野下的当代交通建筑_桂学文

    交通建筑作为城市公共服务的大型基础设施,本身即是城市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宏观层面上的站城一体与微观层面上的TOD模式已经是当代交通建筑设计的主要发展方向。从城市设计的宏观层面上,在交通建筑的发展中,由于场站等布置因素,许多火车站和机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城市的割裂状态,使得城市性一度被削弱。聚焦微观层面上的站体设计本身,随着当代交通建筑的规模越来越大,当代交通建筑逐渐由过去“城市中的枢纽”向“枢纽中的城市”演变。本期沙龙以“城市视野下的交通建筑”为议题,邀请专家学者深入探讨,交流思辨,以期对当下交通建筑的发展有所助益。

    桂学文:伴随着中国近四十年的快速城市化,作为连接人们生产、生活基本组成的交通系统,其发展十分迅猛。仰赖于物质与信息流通的便利,中国当代的建设者们向发达国家、地区学习,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与发展趋势,设计、建造了一大批优质、高效并具有特色的交通建筑。伴随着对交通建筑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不断深入,交通建筑的规划理念、设计方法逐步从单一的交通换乘功能,向TOD(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站城一体化、交通建筑综合体化演进,分别与不同的城市环境、发展状况、规划目标相适应。这使得作为连接枢纽与区域门户的交通建筑,逐步呈现出空间上的跨区域多层级便利性,交通上的多类型复合枢纽性和功能上的高集成综合城市性。

    交通建筑作为城市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本身即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满足人们“衣、食、住、行”基本需求之一的核心元素,其主要的功能、空间特性,与相关群体密切相关,时代性、地域性、文化性特征显著。依据近年来的观察体会与设计实践,结合中国的独特国情,我认为当前城市视野下的交通建筑,将向着四个方向发展。

    (1)关于铁路客运站建筑本体作为城市客运交通建筑,我国高速铁路客运站较之传统火车站,在车站站型、通行效率、空间跨度、技术装备、建造工艺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和进步毋庸置疑、有目共睹。而在综合功能、智能科技、绿色建造、文化创造以及开放共享等方面,依然具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建设观念的转变。曾经独立营运的铁路客运站正在扩展为以铁路为主导的综合交通枢纽,从单一功能转型为综合交通服务,从机械的交通便捷转化为常态化出行体验,从公共交通节点开放为城市活力区域。当代科技的应用。科技是改变物质世界的原动力,当城市轨道交通联合其他交通设施以地下空间行驶的方式出现,瞬间改变了我们费心为铁路站前广场的定义; 网络信息技术又使得车站售票厅功能丧失殆尽; 一场疫情、一次暴雨也多少让城市暴露出应急防灾设施存在的弊病。铁路客运站桥建合一、BIM、结构健康监测等一系列先进技术的涌现,迅速改变了我们的认知: 车站建筑不会是、也不可能是传统的建筑、结构、机电等基本专业协作就能营建的项目,而必须展开更广泛的基础设施、城市规划、建筑营造、产品设计领域跨学科合作的思考和研究,并产出多元化、多维度、可应变、可持续的新型铁路交通建筑。城市文脉的延续。虽然铁路客运站具有极强的交通功能,承担着每座城市几乎是最大的对外交通客流量,在中西历史上都被冠以“门户”的象征意义。但短时间大量客运站建筑的出现,造成许多中小城市车站建筑形式高度相似,丧失了门户的内涵; 而大型城市又在此建设热潮中,将一些真正具有文化、历史价值的车站毁于一旦,即便是按相同的形式再复制建造一次,“门户”的认同感在城市环境中仍然被降低。在创建便利交通的同时,一些昔日车站和地区的文化记忆又正在渐行渐远。车站建筑并不能承载过多的文化道义,却需要肩负在传承的基础上镌刻新的历史之使命。

  • 城市交通一体化下的高速铁路车站选址原则初探_于剑

    结束语客站作为旅客服务窗口,其选址布局应受到充分重视。路地双方应将城市交通一体化作为客站选址首要考虑因素,充分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稳妥权衡带动新区发展、减少拆迁和临近城区布局3 者之间的关系,谨慎评估城市扩张速度,尽量将客站布局在最远指导距离范围内,尤其对于中短途客流占比高的车站,更应靠近城市中心选址或与大能力城市公共交通无缝衔接,充分降低旅客市内交通成本。同时,高速铁路车站选址受到技术、资金、环保及整体线路走向等诸多因素制约[8,11],实践中难以完全兼顾,这也是部分高速铁路车站不够便捷的原因。

  • 城市交通一体化下的高速铁路车站选址原则初探_于剑

    综上分析,我国高速铁路站城交通一体化水平较好,私人交通基本满足旅客要求,公共交通仍有待提升,大城市市内交通成本高于中小城市,同时也存在个别不够便捷的高速铁路车站。客站建设在铁路建设中处于特殊地位,直接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关,客站选址从根本上决定了站城交通时间,是城市交通一体化的首要影响因素,部分研究提出了客站选址影响因素[8] 和合理范围[9],但缺少数据支撑。考虑到站城距离是实际操作中最易用的指标之一,有必要利用上述大量测定数据,针对不同规模城市提出高速铁路车站选址距离的量化指导原则,进一步推动高速铁路车站科学布局。3 高速铁路车站选址及站城融合发展原则 3.1 高速铁路车站选址量化指导原则具备条件时,鼓励新建线路引入更加靠近市中心的既有客站[10]。需新建客站时,应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客站选址和开发。城市交通一体化要求下,合理的高速铁路站城距离应根据旅客可接受的市内交通时间底线乘以交通速度决定。合理距离计算如表7 所示。其中,时间底线是高速铁路车站旅客平均在途时间的一半;私家车计算速度按平峰和拥堵速度各50% 的权重算得;时间底线分别与私家车计算速度、公交车平均速度相乘,得到站城道路最远距离、建议距离初步值,如公式(3)—(4) 所示。L远 =T途2×60×v平 + v堵2⑶L建 =T途2×60×v公 ⑷式中:L 远 为车站最远道路距离,km ;L 建 为车站建议道路距离,km ;v 平 为私家车平峰速度,km/h ;v 堵 为私家车拥堵状态速度,km/h ;v 公 为公交车平均速度,km/h。

    考虑到大城市建成区密集,新建车站有时难以深入市区,且城轨网络相对完善等实际,小幅微调相关数据,作为高速铁路客站到城市中心的距离指导意见。合理距离计算表如表7 所示。站城道路距离、直线距离指导建议如表8 所示。

    其中,最远距离是旅客可接受的最大距离,车站选址原则上应控制在此距离以内,建议距离是能够为旅客带来更好体验的距离,有条件的城市应选址在此距离之内。为便于在道路尚不成熟的新区确定新建车站选址,提出站城直线距离指导意见,直线距离由道路距离除以道路绕行度( 站城道路距离与直线距离比值) 算得,研究发现各类城市道路绕行度均维持在1.34 附近。在测定的高速铁路车站中,超大特大城市站、大城市站、中小城市站分别有83%,78%,83% 在最远道路距离内。北京市高速铁路车站选址距离示意图如图5 所示。圆形半径按直线距离确定,分别为13.4 km,7.5 km。

    3.2 站城融合发展原则①站城交通畅通融合,城市轨道原则接入。打造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将高速铁路车站与城轨、公交、民航机场、长途汽车等城市内外交通高质量衔接,实现无缝换乘。根据目前轨道交通衔接情况,建议旅客发送量500 万人次/a 的高速铁路车站至少接入1 条城轨线路,旅客发送量3 500 万人次/a 的高速铁路车站鼓励接入2 条及以上城轨线路。②站城建设协调匹配,路地协商意见统一。使车站布局规划和城市形态、城市环境、城市总体规划、保护区分布协调匹配,路地充分沟通,达成一致意见,力争将客站布局方案纳入城市总体规划,预留相关通道站场用地条件。③站区开发合理适度,旅客服务便捷温馨。通过合理适度的综合开发,向旅客提供餐饮、住宿、购物、会议等综合服务,满足各类附属需求,实现站城共赢发展。④枢纽车流顺直高效,运输组织能力充足。确保枢纽主要车流方向径路顺直高效,客站、站场规模与需求相适应,并适度预留未来发展空间。⑤总体投资经济集约,效益最大利益共享。综合考虑工程投资、拆迁投资、交通配套投资、综合开发投资、土地价值提升、客运收入、经营收入等总体投资和效益,研究路地双方的共享共担机制,构建站城命运共同体。

  • 城市交通一体化下的高速铁路车站选址原则初探_于剑

    2.2 高速铁路车站旅客平均在途时间位置特征高速铁路车站旅客平均在途时间与车站在路网中的位置有一定关系。高速铁路车站旅客平均在途时间分布情况(G 字头列车) 如图3 所示,高速铁路车站旅客平均在途时间分布情况(G,C,D 字头列车) 如图4所示。大城市和路网末端城市车站的旅客平均在途时间较长,如北京、上海、西安、长沙等城市车站,相关客流主要是大城市间的中长途高速客流。城市群内部中小城市车站的旅客平均在途时间较短,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等城市群内的大量车站小于1 h,相关客流主要是与城市群核心城市间的短途客流。城市群和都市圈旅客时间价值高、在途时间短,高速铁路承担大量城际通勤功能,更需要注重交通融合,提高旅客出行便捷性。其他沿线车站的旅客在途时间大都为1 ~ 3 h 。2.3 市内交通时间特征我国高速铁路站城交通一体化总体较好,拥堵情况下私家车平均驾驶时间25 min 左右,但公共交通便捷度有待提升,平均时间为50 min 左右。不同交通方式的平均市内交通时间如表3 所示。表3 中城轨与公交相比并未体现出明显优势,这是由于部分城市地铁线网尚不完善,需要中途换乘公交导致时间偏长,拉高了平均水平,且由于公交专用道、数据可获取性等原因,公交时间未考虑道路拥堵。

    为排除城轨未成网对数据的影响,单独选取城轨路网相对发达的上海、北京、广州、武汉、深圳、成都6 座城市的15 个高速铁路车站,测得市中心平均公交时间为57 min,轨道交通时间为35 min,有效缩短22 min,且略低于拥堵下的驾车时间;市中心平均公交相对时间指标为1.2,轨道交通相对时间指标为0.75,有效降低0.45,且略低于拥堵下的驾车相对时间指标。可见,完善的城市轨道交通网络是支撑大城市站城交通一体化的重要基础设施。无论从行政等级、城市规模等级还是城市发展等级对车站分类,各类交通方式下的市内交通时间均基本呈现城市等级越高则越长的规律,市辖区加权时间更为明显。不同类别高速铁路车站的平均市内交通时间如表4 所示。另外,城市规模对私家车( 平峰) 和公交车时间的影响程度基本相同,均为提高30% ~ 40% ;大城市受交通拥堵的影响更为明显,时间可较平峰提高50% 左右,小城市一般提高17% 左右。

    2.4 相对时间指标特征我国高速铁路站城交通一体化总体较好,平峰、拥堵状态的私家车相对时间指标分别为0.55,0.66 左右,但公共交通总体情况较差,公交相对时间指标在1.4 左右,超过旅客可接受范围。不同交通方式的平均高速铁路车站相对时间指标如表5所示。相对时间指标与车站所在区域的行政等级关联不紧密,但与城市规模等级、发展等级有较强关联,等级越高则相对时间指标越大。不同类别高速铁路车站平均相对时间指标如表6 所示。表明大城市旅客乘坐高速铁路出行的市内交通出行时间心理感受相对较差。此外,除超大城市、一线城市的拥堵情况外,私家车平均相对时间指标均小于1,而各类城市的公交相对时间指标均大于1,证明我国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亟待提升。

  • 城市交通一体化下的高速铁路车站选址原则初探_于剑

    **通过上述分析,旅客乘坐高速铁路在途时间、旅客日常市内通勤时间较适合作为比较基准。研究表明,由于高速铁路在途时间越来越短,其与途外附属时间( 指两端的市内交通时间和候车时间)的大小关系已经成为影响旅客出行选择的重要因素,例如上海虹桥站,高速铁路优势出行时间(3 h以内) 的途外附属时间占全程时间比重已经达到了50% 以上,城际客流出行时间(1 h 以内) 该比重已经达到了75% 以上[7],**同时考虑到数据可获取性,将高速铁路在途时间作为比较基准,认为对于同样的市内交通时间,其与高速铁路在途时间相比越小,旅客的可接受程度越大。考虑到若两端市内交通时间之和超过高速铁路在途时间,旅客将难以接受,因此一端的市内交通时间不宜超过高速铁路在途时间的50%,故将高速铁路车站旅客平均在途时间的一半作为基准值,这是旅客对于市内交通时间的心理底线,进而提出高速铁路车站相对时间指标,此指标可用来评价旅客对于高速铁路站城交通一体化的心理接受程度,该值越小则越可能被旅客接受,大于1 时认为旅客难以接受。

    对于某一高速铁路车站,其相对时间指标计算方法如下。τ =2T站T途⑴T途 = i = 1N Ti Vi i = 1N Vi⑵式中:τ 为高速铁路车站相对时间指标;T 站 为市内交通时间指标,如驾驶私家车由市中心前往高速铁路车站的时间,min ;T 途 为该站旅客平均在途时间,min ;Ti 为从该高速铁路车站出发至第i 个目的地车站的最短高速铁路在途时间,数据通过调取12306 列车时刻表测得,min ;Vi 为从该高速铁路车站出发至第i 个目的地车站的旅客年发送量,人次;N 为与该高速铁路车站有直达高速铁路列车联系的目的地车站数量,个。

    1.3 测定样本(1)样本选择。由于各城市高速铁路车站选址互不相关,无论采用何种抽样方法,都可能导致结论偏差,因此尽可能全样本测定。将有G 或C 字头列车到发的车站认定为高速铁路车站,仅有D 字头列车到发的车站暂不纳入,共测定车站626个,基本覆盖我国2018 年高速铁路主要车站,含全部城区人口20 万以上城市的高速铁路车站和大部分县级高速铁路车站。测定样本构成示意图如图1所示。

    (2)数据样例。测定结果包括各市辖区数据和汇总数据2 个部分。各市辖区数据包含城市各市辖区的人口数据以及每座高速铁路车站至各市辖区中心的站城交通时间指标。各市辖区测定样例数据如表2 所示。汇总数据包含城市指标3 项、各交通方式下高速铁路车站与市中心的交通时间指标4 项、各市辖区人口加权汇总时间指标4 项、高速铁路车站旅客平均在途时间1 项、高速铁路车站相对时间指标8 项等指标值。

    2 测定结果分析2.1 高速铁路车站旅客平均在途时间数值特征利用高速铁路站间交流和12306 时刻表数据,对全国高速铁路车站旅客平均在途时间进行逐一测算。高速铁路车站旅客平均在途时间分布如图2 所示。高速铁路车站旅客平均在途时间绝大多数(94%以上) 在3 h 以内,其中1 ~ 2 h 的占50% 以上,可见中短途客流是高速铁路客流的主要构成,旅客对市内交通时间较为敏感,若城市内部交通不够便捷、时间过长,将大大影响旅客乘坐高速铁路的积极性。此外,全部高速铁路车站的旅客平均在途时间为110 min 左右,考虑停站时间和线路速度标准的不同,按高速铁路平均旅速200 km/h 测算,高速铁路平均运距为367 km,与实际基本一致,证明了算法有效性。

  • 复合中枢:TOD廊道导向的低碳生态城市途径

    因此,城市复合中枢从以下五个方面反映出低碳效应:(1)公共快速轨道交通(电力驱动);(2)碳汇林构建;(3)完善的步行系统(包含自行车道);(4)多系统高度复合,资源与能源利用集约化;(5)新能源培育(光伏电板、风电机组)。由此可见,在与城市诸系统比较当中,TOD走廊的功能与形式显得尤为突出;TOD走廊具有城市廊道的系统性构建特征,低碳效应明显。

    1.4 命题

    以往对TOD的研究多偏重于沿线土地综合利用的宏观层面,但对TOD走廊本身的土地复合利用模式缺乏前瞻性探讨,导致建设实践单一强调其工程性、时效性和独立性,对其进行消极处理。走廊的功能逻辑与形式逻辑不匹配,缺乏城市廊道的系统性构建,低碳效应未能完全释放,自身衍化特征受到抑制。本文首先分析这一现状产生的背景及形成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2009年昆明空港新城总体规划方案,总结TOD走廊向城市廊道转化,进而升级为城市复合中枢的构建策略与模式演绎,以此为低碳生态城市规划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工作思路。

    2 问题与挑战

    2.1 功能单一

    北京地铁13号线联系东直门和西直门,平均宽度约为60 m,以防护绿地为主,并采用铁栅栏进行围护,属于被隔绝的城市消极地带;北京地铁机场线全长27.3 km,联系东直门站和T2、T3首都机场航站楼。目前这在国内属于等级最高的轨道交通走廊,然而,平均宽度近120 m的绿地,绝大部分处于城市主干道、机场高速路、河流的围合封闭中,可达性较差;由于老城区用地紧张,重庆轻轨2号线大部分路程几乎没有独立的交通走廊可言,更多采用道路中心分隔绿地上空高架的形式,产生了大量桥下消极空间。同时,主要交通流汇集于主干道路,增加了道路的负荷,不利于地下市政基础设施的维修和自然灾害条件下的交通疏解。

    功能单一是目前国内TOD走廊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和TOD走廊本身的宽度、功能容量、用地性质、与城市功能的互补性,以及周边可达性等方面有关。以往的观念普遍认为,相关规范、轨道安全、国防备战 或老城区用地紧张条件下的TOD走廊建设,其整体设计应尽可能避免可达性的实现,这就在客观上承认它必须是独立的。

    2.2 噪音污染

    上海铁路轨道交通设计院在上海地铁一号线地面段10 m50 m范围内做不同时段的测试,当车速为每小时80 km时,噪声为85 dB90 dB,而高架地铁的噪声要比地面部分高出3 dB5 dB。根据《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的规定,轻轨或地铁两侧属于“交通干线两侧区域”,白天(7:00-22:00)噪声限值为70dB(A),夜晚(22:00-7:00)噪声限值为55 dB(A)。由此看来,地铁运行的噪声污染高于国家规定的标准。重庆市南岸区环境监测站3名专家在拟建轻轨3号线沿线的二塘站和加州站等14个地方设置噪音监测点,经过两个昼夜的工作,最后发现,近80%的测点噪声超标,3号线一期轻轨建成后,在沿线主干道两侧10 m50 m范围内的噪声增加值为0.15 dB0.55 dB,总体看来,重庆市轻轨噪声最大值不超过75 dB,这个数字比上海地铁噪声减少了5 dB10 dB。近年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迅速,由此引发的噪声影响也已成为突出的环境问题,主要原因是TOD走廊在设计上缺乏必要的隔音宽度考虑,再加上TOD走廊与城市主干道重叠,噪声污染进一步加剧,TOD走廊沿线的隔音板成为降低噪音的被动措施。

    2.3 景观粗糙

    TOD走廊沿线的景观问题由来已久,大多是因为强调项目工程性、尺度控制失调、廊道宽度狭窄,以及缺乏与城市建筑、街道和广场的有效退让所致。轨道的高架立柱对原有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是明显的,而狭窄的地面轨道走廊又大多被消极对待,就更谈不上进行景观设计了。另外,还常常因缺乏管理而导致城市轨道走廊环境污染和城市卫生条件下降等问题。

  • 3

    2020 年底,我国高速铁路规模达3.8 万km,并将继续发展,大量高速铁路车站面临规划新建,其中,高速铁路车站选址是新建高速铁路引入城市的关键环节。近年来,由于规划、技术等原因,我国高速铁路车站在站址选择和城市交通融合发展方面暴露出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部分高速铁路车站离城市中心较远,周边市政配套不足,旅客乘车不便捷,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高速铁路的“时空压缩”效应[1] 。2018 年,《关于推进高铁站周边区域合理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新建车站选址尽可能在中心城区或靠近城市建成区,确保人民群众乘坐高速铁路出行便利[2]。在高速铁路大规模成网运营的条件下,有必要面向城市交通一体化要求,研判高速铁路车站选址和便捷程度现状,研究选址原则,为铁路枢纽总图规划和城市规划提供科学指导,提升高速铁路服务质量

    1.1 城市交通一体化内涵目前研究普遍认为交通一体化是指交通体系内部关联紧密[3],阐述了站城融合概念[4],构建了以客站为主体的城市综合体。城市交通一体化是指各种方式在规划、设计、建设、组织、运营、管理等方面实现相互配合,其中,高速铁路站城交通一体化包括点和线2个层次,“点”层次一体化主要研究高速铁路车站内部的“零距离”换乘系统,关注车站设计方案细节研究,而“线”层次一体化主要研究高速铁路车站选址和与市中心的交通衔接距离、时间等问题,对旅客全程出行时间影响更大,是交通一体化内涵的重要组成,是主要研究对象。

    1.2 测定指标方法为清晰展现高速铁路车站选址及城市交通配套质量,应构建指标实现量化测定。出行时间是旅客直接感受到的出行代价,体现了在一定车站选址和城市交通服务水平下的最终交通服务成果,能合理反映出行便捷程度,因此提出以时间指标为主的测定指标体系。测定指标如表1 所示。

    (1)城市发展指标。为研究不同类型城市的数据规律,选取城市规模等级和城市发展等级2 项指标,前者指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确定的高速铁路车站所在城市规模,等级从小城市至超大城市共5 档[5],后者指根据《2019 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确定的城市发展等级,等级从五线城市至一线城市共6 档[6]。为确定城市规模等级和各市辖区时间指标,纳入全市城区人口和各市辖区人口2 项指标。(2)站城交通时间指标。选取驾车时间( 分拥堵、平峰状态)、公交时间、轨道交通时间共4 类时间指标,为了全面反映整个城市居民前往高速铁路车站的整体情况,不仅测定高速铁路车站与市中心间的上述时间指标,还测定高速铁路车站与各市辖区中心间的时间指标并通过各市辖区人口加权平均得出总体值,得到市辖区加权时间指标进行分析对比。(3)高速铁路车站时间指标。不同城市间,由于城区面积、出行习惯、客流特征等的不同,时间绝对量往往不能直接比较,例如同样是0.5 h 到达高速铁路车站,需乘高速铁路6 h 的长途旅客可能不在意,而在途时间仅0.5 h 的城际旅客则可能认为过长,大城市旅客由于日常通勤时间较长可能不在意,而小城市旅客则可能认为时间较长。可见应选择合适的比较基准,将测定结果尽可能处理为不受城市和客流自身特点影响的相对量后再进行比较分析。

  • 文章2

    3 **枢纽场域内商业建筑设计的交通组织——“隔离与融合”模式的途径总结3.1 动线“隔离”中的“商业化”和“交通化”在动线“隔离”中,设计区分了服务于商业和服务于到发两种流线,保证了商业开发和枢纽交通的不同诉求,在分离的过程中注重步行流线的分离和车行流线的分离两个部分。车辆分离过境交通:以快速化、低影响为目标,采取“地下化”的方式,将过境交通与核心区内交通分离,实现区域交通立体化。人车集散到发交通:构建地下环路连接区域对外通道与地下车库,解决区域到发交通内外转换,使大部分到发交通能够迅速在外围快速路网和地下车库之间转换释放地面道路空间,提高交通出行效率,**将地面打造成绿色活力的宜人街道。车辆整合静态交通:连通各地块地下车库,有效均衡静态交通资源,实现“车位共享”的需求。客群换乘枢纽交通:通过垂直方向的中心广场枢纽功能和直接衔接重要换乘点的最短交通主动线,有效地实现了目的明确的换乘客流在设定的标高和路线上“点到点”的交通。客群商业辐射交通:以各个分区的“极核”与立体的交通方式发生联系,在不干扰正常枢纽交通的同时高效地将商业客群疏导至商业空间中,利用交通枢纽所带来的天然人流量资源,由点及面地激活商业开发。

    3.2 **动线“隔离”中的“立体模式”和“混合模式”在“隔离”的实际操作中,动线“隔离”又可以分为立体层面上的“隔离”(见上述“株洲火车站东片区商业策划及概念性方案”项目)、混合(平面+ 立体)层面上的“隔离”(见上述“厦门新机场航站区中央地块综合开发”项目)。**立体层面上的“隔离”:通过梳理枢纽的层高关系以及所在场域内的商业开发响度及标高,可以形成大道至简的“新平台”,在立体层面上划分出快和慢两种交通模式,平台之下是过境、到发、静态等各个交通模式,而平台之上则是商业漫游的辐射型交通。混合层面上的“隔离”:在立体层面的基础上,设置平面的“隔离”,主要适用于围合式的枢纽场域内商业开发,此时通常要保证站与站之间的便捷联系,这样的便捷联系要保证路径尽可能地短和高效,可能会穿越其所在场域内的商业开发,这样就在平面上形成了快速换乘动线和商业漫游区域的“隔离”。

    **聚集点的设置解决了城市大型交通枢纽与其所在场域内商业开发的割裂问题,将枢纽自带的大量客群转化为商业开发的使用者,在最小干预枢纽交通性流线、保证枢纽效率的同时,形成站城融合的复合立体开发模式。聚集点的位置一方面与商业开发功能分区的定位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到垂直方向上交通的影响,商业办公的聚集点设置于立体方向不同标高上层叠的部分,特别是对于大运量的地铁交通,这样可以尽可能多地服务到使用不同交通方式的客流,而商住酒店部分聚集点的设置则应更多地关注私家车的交通。**聚集点的内容需要考虑到其吸引客流的能力,聚集点可以理解为商业开发中的节点,是人群最密集、最渴望到达的地方,但是通常又有一定的集散客群的空间,可以与商业中的重要业态,如具有“网红效应”的主力店或表演场所、有固定客流的办公服务场所及其附属的公共空间相联系。

    4 结语综上所述,城市大型交通枢纽场域内商业开发的交通组织应立足于枢纽本身的形式,在保证枢纽交通效率的同时,积极利用枢纽客群激活商业开发价值,这就需要有效地进行交通组织。本文基于实际项目,探索并形成了一套“隔离与融合”的交通组织形式,这种密而不乱、分流隔离、分层辐射的结构形式,回应了TOD 这个热议话题,实现了从“交通综合体”到“城市共同体”的转变,促成了“交通+土地+ 产业”的联姻,激活了枢纽片区的价值,展现了更加积极也更加集约的城市枢纽面貌。

  • TOD浪潮下城市大型交通枢…域内商业开发的交通组织研究_金进

    2.2.1主动线内外的交通隔离项目设计依据视线分析确定的重要展示界面,针对被出租车/ 私家车下客二层平台(标高54.0 m) 二层平台(标高54.000 m)一层地面(标高46.000 m)夹层平面(标高41.800 m)-1 层平面(标高38.000 m)-2 层平面(标高34.200 m)-3层平面/地铁站厅层( 标高54.000 m)-4层平面/地铁站台层( 标高54.000 m)二层平台二层平台大巴客运站公交车枢纽地面广场夹层商业夹层商业出租车蓄车场私家车上客点-1层地下通道地铁站台进站口(2F,标高54.000)出站口(-1F,标高38.000)一层地面(标高46.0 m)夹层平面(标高41.8 m)-1 层平面(标高38.0 m)-2 层平面(标高34.2 m)-3 层平面/ 地铁站厅层( 标高28.2 m)-4 层平面/ 地铁站台层( 标高21.4 m)大巴客运站公交车枢纽地面广场地面广场-1 层地下通道地铁站台图4 株洲火车站东片区商业开发进出站流线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图片来源:作者自绘)株洲市 Zhuzhou“多站合一”公交车地铁株洲火车站出租/私家车大巴图3 “多站合一”的株洲火车站东片区商业开发交通设计愿景(图片来源:作者自绘)T2 航站楼T3 航站楼T1 航站楼轨道3 号线轨道4/8 号线轨道R1 线机场西站翔安机场站翔安机场站高铁站点T2/3 地下联通9 m 快速联系中央地块商业开发范围机场西站图7 厦门新机场航站区中央地块区位关系(图片来源:作者自绘)酒店集群区住区服务中心立体东广场商业主题广场光影自然区枢纽服贸区商业办公区图5 株洲火车站东片区商业开发功能分区及分区“极核”(图片来源:作者自绘)立体交通辐射立体交通辐射进站集散广厅一楼大厅站厅层站台层-1F 出站口(-1F)1F-1F2F图6 株洲火车站东片区立体东广场“极核”联系(图片来源:作者自绘)建筑设计·理论 2019 年 12 月第 16 卷总第 339 期 城市建筑Urbanism and Architecture 133T1、T2、T3 航站楼所环抱的场地情况,在该项目中,面对换乘客流需要快速在T1、T2、T3 航站楼之间通达,“交通隔离”发生在到、发两个不同的标高上,因此设置了相对应的交通联系和恰当的商业开发。具体操作中,我们通过对整体客流动线进行梳理,划分了贯穿南北和东西的中央通道,主通道在-9.0 m 标高(T1、T2、T3 航站楼地下联系层)和7.5 m 标高(T1、T2、T3航站楼架空联系层)层面上连贯平直(见图8),不增加影响通行速度的冗余节点,仅仅在丁字形交接的中央节点处设置人行换乘,在保证通道效率的基础上,使得建筑、道路、管廊相互协调,共同开发。

    在明确双层快速通道隔离的基础上,我们以通道的节点为核心,米字形向外设置聚集点,并在垂直向不同种类交通重叠度最高的位置形成立体方向上的交通,集合多种交通带来的客流通过聚集点进入游走路径(见图9)。道路设计中常见的车道分布模式是,越接近道路的中心线方向的车道行进速度越快,越慢速的车辆会自然地分布到最远离道路中心线的位置,客群在主动线上的分布模式也是同理,于是在“水平”方向上主动线内外设置交通隔离这样的模式下,即使没有设计导向,进入商业开发的客群也会自然地从主动线的边界上“渗透”进商业的部分,然而这样的“渗透”是无组织的,常常伴随的是效率的低下。因此,该模式同样需要设置聚集点,在厦门新机场航站区中央地块开发项目中,聚集点集中在主动线靠近T2、T3 航站楼的位置,人们在进入中央地块时,可以快速选择是在主动线上到达换乘目的地,还是进入商业开发内容,这样有效地减少了主动线的客流,保证了主动线隔离的效率。聚集点在立体层面上一方面衔接着多种交通模式,在商业开发的最核心位置与轨道交通和城市公交发生关系,引导不同交通使用者进入商业开发;另一方面衔接着商业开发中最具吸引力的IP 场所连接的公共空间,提供吸引客群的内容和聚集客流的场所。图10所示的聚集点在垂直方向上联系着-9.0 m 标高上轨道交通3 号线及其与4 号线的转换厅,联系着-9.0 m 标高上及7.5 m 标高上的T2、T3 航站楼连通道,联系着1.5 m 标高上的城市公交站点。同时,该聚集点也联系着商业开发中的wework 办公固定使用客群、商业综合体中的中庭空间,以及“水秀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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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平台上下的交通隔离我们针对现有的株洲站扩建工程及其在建道路,梳理商业开发聚焦点辐射区垂直联系 垂直联系场站面聚焦点流动线图2 

    “场站面- 流动线- 聚集点- 辐射区”的模型结构(图片来源:作者自绘)图1 上海火车站及长途客运站交通枢纽的地下商业街理了一套立体化的交通协调设计体系(见图4),在54.0 m(2F)标高的进站层设计一处平台,平台下是繁杂的各层交通“场站面”,车流基本在46.0 m(1F)广场层落客,通过广场扶梯和枢纽扶梯上到54.0 m 标高大平台进站,出站在38.0 m(-1F)标高地下一层进行快速疏散。这样的“站场面”衔接了地铁、公交、大巴、出租车、私家车等送往交通,它们帮助乘客快速导入其所在的规划交通流线中,是火车与城市的便捷连接。在54.0 m(2F)标高的进站平台之上布局商业开发,通过与平台下交通形成联动,梳理场地内流线,进行最精简的交通道路设置以保证商业的连续性,利用单向车行的机动车道将狭长场地分为北区、中区和南区,并充分利用每块场地优势,分别做出定位。紧邻两条城市道路的北区作为商业办公板块,布局酒店、办公和商业街及商业综合体;中部板块以交通立体枢纽功能为主,衔接交通枢纽及城市干道,并布局办公双塔楼和服贸产业相关会展功能,激活商业价值,实现产业升级;南部板块进深相对狭窄,形成安静的酒店和公寓住区板块。该项目通过54.0 m(2F)标高的这块平台形成了交通客群的隔离,实现了立体化的“交通隔离”(见图4),使保留的车道、未来的地铁、换乘的人群、繁杂的后勤等在各个标高上分别联系。平台之下是主要流线,是对枢纽板块交通的梳理与回应,而在平台之上则是有产业、有活力的商业开发。

    2.1.2主动线上的立体辐射在清晰的“交通隔离”基础上,平台之上的三个板块分别通过北区的以“株洲印象”为主题的商业主题广场,中区以“自然光影”为主题的立体东广场枢纽,以及南区以“和美府邸”为主题的住区服务中心这三处“聚集点”与平台之下的“流动线”在立体层级相衔接(见图5),依托聚集点的功能性、目的性的吸引力,创造势能流向,将“场站面”的大量客流有目的地吸引到相应的商业片区,并以此为核心形成“辐射区”,串联整个商业开发。本项目实现了真正的“多站合一”,普铁、城铁、地铁、公交、大巴、出租车、私家车进站非常方便,换乘距离控制在100 m 以内,基本属于零距离换乘,通过立体层面的商业辐射,将客群有组织地引导至商业开发板块,和商业实现了无缝连接(见图6),创造了一处属于株洲的“城市共同体”。2.2 厦门新机场航站区中央地块综合开发厦门新机场即翔安国际机场,位于大嶝岛。这个位于海边的机场,未来将取代高崎机场,预计终端规模达到年吞吐量8 500 万人次。中央基地长977 m,宽650 m,被T1、T2、T3 航站楼和西垂滑包围,形成了一个围合形地块。地铁三号线、四号线及城际R1 线从场地中央穿过,且在场地中部位置设置枢纽站点(见图7)。